这让我忽然想到一些最近的思考，其实不要去问什么是民族志电影，我觉得更多时候应该去考虑到底是谁拍的民族志电影。经过这个小小的转换就会发现，每位拍摄者都会受到各自的教育经历、人生经历、思考问题方式、甚至是ta在大学里所学专业的影响……这些都可能会决定ta的拍摄方式。拍摄者的性格、与人相处的方式等等，也都有可能影响民族志电影最后呈现出的样子。

译者之所以加入“警花”，大概也与这部剧背景设置有一点关系。

几个月来，北京舞台上不曾间断的高光瞬间，让知名乐评人张光楹感慨，外国艺术家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新鲜活跃的亮色。以维也纳交响乐团的3场演出为例，从大部头经典到观众“喜闻乐见”的圆舞曲、波尔卡等施特劳斯家族作品，“中国观众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如此传统纯粹的德奥之音。总的来说，乐团的选曲和演绎都很有新鲜感。”

“渴了太久了，终于又能在现场听评弹了。”观众王辉3月10日看完苏州评弹《四大名著》专场后，3月11日又赶到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，“隔了八年半，二刷苏州评弹团的《雷雨》。这部中篇弹词太适合文青入门了，十多年前的作品如今看，现实意义更甚，叙事也有新意。”

怎么拍才够“酷”?

当然，在这几方势力背后，还有日本的任天堂公司、美国的雅达利公司，以及作为版权方的直接代表——苏联的政府机构“ELORG”（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）。这些身处不同立场、基于不同考虑的角色和群体，在八十年代末期，苏联国内暗潮汹涌的大环境下，彼此角力，将商战的波谲云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